1955年9月27日下午，新中国上千名开国元勋们齐聚中南海怀仁堂。
这一天，是新中国举行第一次授勋仪式的日子，自然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。
就在台下人头攒动、每个人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心情而小声议论时，周恩来总理缓步走到了众人面前。
“大家静一静。”
周恩来摆了摆双手，台下瞬间变得安静下来。
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那个只不过几平米大小的主席台上。
紧接着，周总理再次说道：“下面我宣布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官授勋仪式、现在开始。”
因为就在当天上午，毛主席已经为朱德、彭德怀等十位功绩突出的将领授予了元帅军衔，所以在下午举行的授勋仪式上，是从大将军衔开始授勋的。
每个被念到名字的将领们依次起身走上主席台，由周恩来总理亲手挂上代表荣誉的共和国将官肩章。
可是，当身为华北军区空军司令员段苏权走上主席台之后，气氛却稍微有了变化。
“段苏权，授予少将军衔。”
此言一出，台下又开始躁动起来。
因为在所有人眼中，段苏权的这个少将军衔确实评得有点低，最起码也应该是中将军衔。
当段苏权戴着少将肩章走下台后，脸色带着些许的僵硬，直到坐回自己的座位后，他颤颤巍巍地伸出手、一把扯掉了肩章。
段苏权究竟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当他被授予少将军衔之后，周围的人都感觉他的军衔评低了呢？
他究竟犯了哪些错事？
1
1916年，段苏权出生于湖南省茶陵县。
虽然生在一个农民家庭，生活也并不富裕，但段苏权的父亲却有着十分长远的眼光。
在父亲的眼中，读书是可以出人头地的，也正是因为这种思想，年幼的段苏权才有了读书的机会。
在段苏权刚刚5岁的时候，父亲就省吃俭用攒出了一笔钱，将他送到了县城的新式小学去读书。
凭借着灵活的头脑，段苏权每次的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，当父亲看到他的成绩单时也忍不住掩面痛哭：“咱们家几辈人都窝在这个山沟沟里种地，现在终于出了个秀才哩。”
在父亲的眼中，尚且懵懂的段苏权就是家里唯一的希望，他做梦都梦到儿子有朝一日学业有成、骑着高头大马衣锦还乡。
可是天不随人愿，1926年的一天，段苏权突然神色慌张地跑回了家中。
见他如此反常，父亲便询问缘由，谁知儿子一张口宛如晴天霹雳。
“爹，我闹革命了。”
听闻这话，父亲本就孱弱的身子止不住地抖动起来。
虽然眼下全国各地都在闹革命，但父亲是不希望儿子卷入其中的。
其一，闹革命虽然光荣，可一个不小心就是要掉脑袋的。其二，段苏权年纪太小、十几岁的他哪里有什么能力保护自己？
想到这里，父亲心一横，便将他锁在了柴房里，并且整天苦口婆心地劝他打消这个念头。
可是，铁了心的段苏权哪里听得进劝告，一天夜里，他趁着家人熟睡之际，悄悄拆下柴房的窗户溜了出去。
离家之后，段苏权加入了茶陵县的农民武装，参加了多次农民暴动。
虽然段苏权年纪小，但每次战斗中总是冲在最前面，挥舞着手中的棍棒冲向敌人。
1930年，备受器重的段苏权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，并且在短短几个月之后被领导推荐、转入了共产党，并且被任命为茶陵县组织部部长、兼赤卫大队代理政委等职务。
曾经的毛头小子、转眼之间成了扎根在家乡的中共领导人物，这是多少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
所以，当阔别已久的父亲再次见到段苏权时，忍不住老泪纵横，嘴中连连喊着：“我儿出息了，我儿出息了。”
1932年，湘赣红军的独立一师、独立三师接到中央指示，整编为红八军。
因为红八军刚刚成立，各支部队尚不满编，而国民党反动派却一直虎视眈眈，这支新成立的队伍迫切需要新鲜血液的注入。
当段苏权得知红八军成立的消息后，当即带领茶陵县一批有志之士赶去参加。
当红八军军长萧克得知，茶陵县的同志自发前来投军时，当即表示热烈欢迎。
当他看到领头的竟然是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时，更是感到大吃一惊。
萧克仅仅握着段苏权的手，激动地感叹道：“段老弟可真是少年英雄啊，这么小的年纪竟然就做了我党在茶陵县的部长。”
听到军长的夸赞，段苏权表露出同龄人难有的沉稳，直截了当地问道自己投军之后、需要在部队里担任什么职务。
考虑到他年纪比较小，而且之前一直从事政工工作，所以萧克便让段苏权担任红八军政治部青年科科长，并在不久之后又将他提任为湘赣军区宣传部部长，专门负责部队的宣传工作。
当时，国民党反动派对湘赣军区虎视眈眈，数万大军迅速在此处集结，企图将共产党领导的第八军和湘赣军区一口吃下。
面对如此危急的情况，段苏权临危不惧，只带领几名警卫员便深入敌后，游走在广大的乡村地区，争取到了周边乡亲们的无私帮助，为历次反“围剿”作战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民心支持。
到了1933年6月，红八军、红十六军、红十八军胜利会师，为了满足统一行动的需要，中央军委命令这三支军队整编为红六军团，由萧克担任军团长、任弼时任军政委员会主席。
因为段苏权在政工方面成绩突出，组织上便任命他担任红六军团的宣传部部长。
1934年10月，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、与萧克带领的红六军团在黔东印江县会师。
当时正值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，中央红军的将士们与敌人展开殊死拼杀，终于从包围圈中顺利突围，并且准备朝湘西进发、踏上长征之路。
当贺龙和萧克得知这个消息之后，当即决定红二、红六军团也向湘西进发，策应中央红军。
为了牵制敌人，贺龙与萧克等人商量之后，决定成立黔东独立师，负责掩护红二、红六军团大部队转移。
黔东独立师成立后，由王光泽担任师长、段苏权担任政委。
当时的黔东独立师，只不过才800余人、400条枪，和装起装备精良的敌人比起来，简直不堪一击。
为了保存有生力量、同时吸引敌人的注意，段苏权提出黔东独立师应该立即朝西移动，伪装成红军的主力部队，等到敌人追击之后，再依靠山林的地形优势进行反击，以最小的伤亡换取最大的战果。
段苏权的这一招果然奏效，敌人的数万兵力立即展开围追堵截。
虽然黔东独立师的将士们依靠有利的地形殊死抵抗，可终究寡不敌众，再加上没有后勤补给，最终黔东独立师全军覆没，师长王光泽被捕后英勇就义。
2
在此次战斗中，段苏权小腿中弹、跌落山沟昏迷了过去。
幸好被一对农民夫妇发现，将他带回家中救治。
等到段苏权苏醒过来之后，便一心想要寻找红军大部队，可是这对夫妇的一句话彻底浇灭了他的希望。
“红军打了败仗，现在前途未卜啊。”
听到这话，段苏权沉默了。
在思虑了许久之后，段苏权才无奈地决定回茶陵县老家。
大概徒步走了半个多月的时间，段苏权才回到茶陵县，虽然路上遭到国民党部队几次三番的盘查，但他浑身破破烂烂、脏兮兮的样子也没有引起怀疑。
回到家后，段苏权在父亲的安排下重新进入私塾读书，期间还和邻村一个名叫谭秋英的女子结婚。
虽然段苏权再次在家乡安顿下来，可他与党和军队却彻底断了联系。
也正是因为此次“脱党”、“脱军”的经历，让他日后的军衔评定受到了影响。
本以为自己会一直这样庸庸碌碌地过完一辈子，可没想到的是，到了1937年，随着国共两党再度合作，段苏权竟然再次得到了关于红军的消息。
从一名同乡的口中，段苏权得知，红军已经改编为“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”。
于是，段苏权迫不及待地再次启程，踏上了前往太原的路途。
1937年10月，段苏权来到了太原，并且找到了曾经在红六军团的老上级任弼时。
此时，任弼时已是八路军政治部主任，当他见到风尘仆仆的段苏权时，先是一愣，紧接着便跑过去与他紧紧拥抱在了一起。
“四年了，你小子跑到哪里去了？”
“你知不知道，同志们都以为你牺牲了，连你的葬礼都举办了。”
看着任弼时激动的样子，段苏权也是鼻子一酸。
这四年来，段苏权无时无刻不在打听着红军的消息，可最终却杳无音讯。
现在，自己终于找到了组织，也算是平生无憾了。
因为段苏权脱离部队时间太长，而且在这段时间里、一直没有消息，所以组织上对他进行了严格的调查。
调查结束之后，段苏权便被安排到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，并且在毕业之后前往北平、担任当地的党书记一职。
客观地说，段苏权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、并没有多么出众的表现。
1946年10月，段苏权被任命为冀热察军区司令员，领导独立第五旅和独立第十三旅与国民党部队做斗争。
不久之后，独立第十三旅、十六旅、十八旅整编为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。
本来，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是想让黄永胜担领导第八纵队的，可是在几次战斗中，黄永胜因为指挥不力、频吃败仗，这也直接导致他失去了威信。
最终，在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书记程子华的保荐下，段苏权临危受命，担任第八纵队司令员。
段苏权上任之后，兢兢业业，可是却因一件事备受诟病，也间接影响到了日后的军衔评定。
1948年9月，辽沈战役打响，段苏权突然接到命令，要他马上带领第八纵队南下锦州，占领那里的飞机场，防止敌人空运增援
可是段苏权进入锦州之后，却迟迟没有行动。
原来，锦州一共有两个飞机场，一个位于城西、一个位于城北。
城北的飞机场位于第八纵队控制范围内，可是早已废弃不用。而城西的机场能够正常使用，但距离自己很远，赶过去的话需要时间。
究竟要占领哪个飞机场，段苏权变得犹豫不决，最终决定向上级请示。
可是就在等待回电的时间里，敌人从城西机场源源不断地运输武器、物资，使得我军围歼敌人变得异常困难。
因为段苏权贻误了战机，林彪、刘亚楼等人火冒三丈：“一共就两个机场，一个能用、一个不能用，你说需要占领哪个？傻瓜都能想得明白！”
事后，林彪更是毫不顾忌情分地将此事上报给了中央军委，当毛主席得知来龙去脉之后，对段苏权也是颇为失望。
也正是因为这件事，1949年第八纵队改编为第45军时，原本属于段苏权的军长职务被黄永胜取代。
3
如果段苏权1934年没有脱离红军、1948年没有贻误战机的话，开国授勋时最少也应该是个中将。
毕竟段苏权18岁的时候，就已经是黔东独立师的政委，而那个时期的师级干部，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大多是中将、甚至是上将。
就拿和段苏权恩怨颇深的黄永胜来说，红军时期担任红二师师长、抗日战争时期担任晋察冀军区第3分区司令员、解放战争时期两人的职务也不分上下，1955年就是被授予的上将军衔。
由此来看，段苏权的军衔确实有些低。
所以，当授衔仪式结束之后，段苏权满脸情绪地将肩章扯了下来。
甚至在1993年病入膏肓时，他还留下遗嘱，死后不要穿军装下葬、改穿中山装。
因此，段苏权也是唯一一位穿着中山装下葬的开国将领。
任弼时的夫人曾经这样感慨过：“唉，他这辈子、受过不少委屈。”
